“互联网+教育”时代,大学还需要笔记吗?

原创摩尔摩尔2017-01-05 09:351409

“我去听课时发现,有很多同学不记笔记,这种现象令我为同学们的学习效果担忧。”国庆假期期间,哈尔滨工业大学官网上刊载了该校校长周玉的署名文章 《让记笔记成为人生的必修课》,该文提倡互联网时代大学生仍要拾回课堂记笔记的传统。据介绍,这篇文章是周玉在国庆节前一天与部分学生座谈,并批阅每个学 生的课堂笔记后即兴而作的。


周玉在这篇3000多字的文章中说,“随着计算机和网络的普及,学习方式越来越多元化,笔记却记得越来越 少。上课,我们可以下载相关课件、拷贝老师的PPT、上网搜到需要的内容。看起来学习的方式更加轻松了,但并没有经过系统深入的学习和思考,有些知识变得 似是而非,有些观点变得人云亦云,有些宝贵的想法一闪而过。海量信息的冲击淹没了我们对知识的选择与吸收,许多知识还没有好好消化就成了过眼云烟。”


周玉在文中谈到记笔记的好处时说,“有研究发现,相比不记笔记的学生,那些记录笔记的学生成功记住学习内容的几率高出7倍。笔记不仅是在听课过程中记录的重点和难点,更是自身思考和总结的智慧结晶。”


今天我们就一起盘点一下中国大师们的笔记。


笔记里的兰州大学学人学风



钱伯初先生的讲义


在兰州大学博物馆里,珍藏着一份珍贵的笔记。那是国家教学名师、兰州大学资深教授钱伯初先生的《量子力学讲义》,讲义厚达百页,字迹工整清晰,演算过程一丝不苟。


前来参观的学生说:“看钱先生的讲义,细致到每一个问题都有详细的解释,感觉先生好像站在你面前讲课一样,老先生们治学的严谨和教学的认真让我震撼。”


纸为媒,笔为介,透过这本充满历史厚重感的笔记,兰州大学“勤奋、求实、进取”的学风一代又一代地继承、发扬。



笔记是一种印记


对于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宋锐来说,记笔记不只为了巩固知识,更是为了留下一份属于自己的大学生活印记。


“注意!这一部分的内容是必考内容!”老师话音刚落,教室里响起一片咔嚓声,学生们纷纷用手机拍下课件,把课堂变成记者会。这是大多数高校课堂的真实写照。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多元化的学习方式带来了便捷,但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少的学生愿意记笔记。


为了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标、交流学习方法、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兰州大学开展了第一届“纸笺才情,墨香兰大——好笔记、好作业”评选活动。根据专业特色,专业课教师从256份作品中遴选出100份作品入围,并最终评选出10份“好笔记、好作业”作为实物档案,珍藏于兰州大学档案馆并颁发收藏证书。


宋锐是本届比赛的一等奖获得者,她的笔记《中国新闻传播史》被兰州大学档案馆收藏。她告诉记者,做好笔记是一种文化的回归,是对文字的感知和对个人书写的追求,也是一种精神的回归,因为键盘敲出来的东西缺少感情,而好笔记凝聚了记录者的心血和精力。


2016年末,100多份优秀笔记在兰大校内展出。笔记内容包罗万象,有校长工作笔记、老师教案,也有学生作业和论文,字里行间都能看出记录者对学术一丝不苟的敬畏态度。在这些珍藏的笔记中,观众看到了师者的严谨,也看到了学子的专注。


李明旭是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大二的学生,他的笔记很有特色,除了扎实的理论知识,还有生动活泼的手绘插图。在他看来,90后的笔记应突出自己的性格特点,这种图文并茂的笔记对他的学习有很大帮助。他说:“先辈们留下的学术学风传统我们不能忘记。兰大学科众多,我们不仅要合理继承本学科的学术学风传统,也应该去借鉴其他学科的学术学风传统。”


笔记是一种互动


“引导学生记课堂笔记,也对我们老师提出了更高要求。”兰州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严世强告诉记者。


严世强从来都不会刻意要求学生记笔记,但是学生却很喜欢在她的课堂上记笔记。在她看来,老师对学生的教育不在于简单的说教,而在于言传身教,“一堂好课应该吸引学生,能够让他们在课堂上感受到治学的严谨,觉得听课很有必要,记笔记也很有必要。老师要用自己的行为和态度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学术笔记,是学人为了精确地掌握一门学科所做的记录,包括课堂笔记、读书札记、学术日记等多种形式,对教师来说,还包括课堂讲义。它记载着学人成长的轨迹,是学识修养、治学态度的直接体现。


比起课后的整理,严世强更看重学生的随堂笔记。她认为:“笔记并不是简单机械地记录,记笔记的过程是一个思考、理解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手、眼、耳、脑共用,大脑会处于兴奋的状态,对提高学习效率很有帮助。”


严世强总是跟青年教师说,学生上课不认真听讲、不记笔记,老师应该从自身反思原因。


上过严世强课的学生普遍都有一种感受,就是她的课件很精美。严世强认为,优秀的课件绝不是将教材内容以文字的形式直接反映到PPT上,然后“照屏宣科”,而应该是教师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经验、教学方法以及精选教学内容的结晶。


有学生说,上严老师的课很费体力,耳朵要听,眼睛要看,脑袋要思考,还要抓紧时间记录,生怕错过知识点,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紧绷着的,但是收获非常大。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记笔记的过程,其实就是“学而思”的过程,是对知识进行记录、整理、思考、理解的过程。而引导学生记笔记,更是一种学生和老师在课堂上的互动,是思想的碰撞和知识的传递。


笔记是一种传承


曾担任兰州大学法律系主任的李功国教授把做学问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如今已77岁高龄的他还坚持每天读书,做读书笔记。


李功国回忆,有一次去四川大学出差,一路上昼夜苦读,记了厚厚一本笔记,同行的司法厅领导深受感动。又有一次,他去武汉大学参加学术会议,会后乘船溯江而上,一路上连续四个昼夜读完了一部50余万字的文集,并做了笔记,沿江的风景包括三峡大坝几乎都没有时间去欣赏。


在兰州大学,有一块承载着兰州大学“勤奋、求实、进取”的优良学风的学风基石。兰州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所长张克非说,学风一旦形成,就成了学校无形的文化,这种文化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兰大人。


兰州大学档案馆珍藏的手稿中有一份刊登于1960年《兰州大学学报》上的《质量倒逆变换和基本粒子的相互作用》文章原稿,由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和物理教育家、兰州大学资深教授段一士先生撰写,手稿上面有多处修改,可见非一日写成,体现了段一士对理论研究逐渐深入的过程,也体现出他治学的严谨。


兰州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原院长杨孔庆教授是1978年恢复招收研究生后段先生的第一批研究生,他回忆道:“段先生治学的严谨和教学的负责,让我一生受教。”


一周七天,段先生会专门留下3到4天,白天上课和当系主任,晚上为学生指导论文。每个人有一到两个小时,和先生畅谈自己这段时间的学习和收获。“来,谈谈你的论文选题,为什么要这么考虑?这个方程你是怎么算的?”杨孔庆当年的“排班”是凌晨两点至四点,他说段先生会关注到每一个细节,具体到每一个问题,有时候谈得高兴,天亮了都浑然不觉,早晨八点他又会夹着课本接着去给学生上课。


王钰晨是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学生,在档案馆看到兰大前辈的手稿真迹后,他深有感触地说:“当时没有计算机软件,前辈们搜集到史料就写在小卡片上,积累起来对比考证,从而发现问题、进行研究,所以大师们的卡片总是很厚很丰富,长期的史料基础积累才奠定了他们的研究成就。现在我们有先进的技术,可能并不需要去手抄史料,但是前辈们的精神是值得永久学习的。”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类似这样的名句记载了先辈们热爱读书、热爱记笔记的传统。碎片化阅读、快餐式阅读不应该冲淡人们对知识的汲取和思考,做笔记,除了是一种好的学习习惯和个人修养,更应该成为融入血脉的文化素养和精神传承,成为每一个人的人生必修课。


互联网时代的笔记精神


文人笔记


真正的知识分子,自然和笔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古人劝学诗里说“别人怀宝剑,我有笔如刀”,对于读书人来说,确实如此。当一个人文章写得好,我们说妙笔生花;当一件事记录得真实,我们赞秉笔直书;当一个读书人不断学习不断创作,我们称笔耕不辍;当某篇文章很有气势,我们则感叹笔力雄浑,用韩愈的话更是“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可以说,数千年来,笔是读书人的伴侣,是读书人的象征,是读书人的一切。


因为文人和笔的美妙结合,我们今天才能吟诵唐宋诗人那么多妙手偶得的佳句,才能欣赏到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三国演义》、脂砚斋评点《石头记》的畅快犀利,才能手捧顾炎武《日知录》、赵翼《廿二史札记》、陈寅恪《读史札记》而为其中的真知灼见拍案叫绝,才能站在钱钟书八十三本中文笔记手稿、陈景润一麻袋一麻袋的草稿纸前感叹学问的浩瀚无涯。



然而,互联网时代的来临,让千千万万的学生、老师、学者享受到了电脑科技的便利,但同时也让一代读书人患上了多媒体依赖症。没有了幻灯片不再会讲演授课,没有了电子资源库不再会查阅资料,没有了搜索引擎无法写出论文,没有了手机或kindle就不会再想到阅读,课堂写笔记成为越发稀见的“濒危”行为,甚至提起笔来就生疏忘字,连那捧书的姿势都不再自如自在。与此相应的是,书店、图书馆只有在多业态发展中寻求生存之道。


笔和笔记的时代,似乎正在被时代抛弃,但延续了数千年的传统中,总是有一些值得继承和怀念的东西。


微信朋友圈里不时能看到一个帖子,帖子的主体是一份字迹端正整洁,内容紧凑凝练,病情叙述翔实精准、重点突出的病历,与如今医生的“天书style”大相径庭。这份一共五页,一半中文一半英文,两相对照一丝不苟的病历,是由70年前我国妇产科泰斗林巧稚所书写的。


今天互联网电子化的时代,要重返过去“笔如刀”的时代已然不再可能,但是笔记的传统和笔记的精神仍然值得继承和学习。


笔记的背后,是不断学习的精神。《论语》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笔记的过程,就是不断学习、日积月累的过程。当前是知识爆炸的时代,即使不如唐人李贺一样随身带一诗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或者新中国成立之后流行一时的“卡片法”,但处处留心皆学问,不断学习不断积累的精神依然很有必要。


笔记的背后,是一丝不苟的态度。“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这是诗人的不苟;“批阅十载,增删五次”,这是小说家的不苟;顾炎武谓其《日知录》“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这是学问家的不苟;陈景润为了论证哥德巴赫猜想四年写了六麻袋草稿纸,这是科学家的不苟。如何用笔,代表的是一种人格和态度,下笔之后,字如其人、文如其人,苟与不苟,高下可见,任何时代任何载体都如此。


笔记的背后,是创新的习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笔记是一个边学习边思考边创新的过程。读一本书时,拿起笔来写个心有所感的眉批;看到一段精彩的文字时,拿起笔来做一段畅快淋漓的摘抄;思考某个复杂的问题时,拿起笔来画个辅助思维的结构图。笔记之所以经久不衰,在于它永远是一个创新大于复刻的过程,是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这是笔记的魅力。


古人常有写日记,记功过格的习惯,日有所记,日有所省,笔记也是一个修身修德的过程。今天的读书人,可能笔记不可避免地要比以前少了,甚至以后连笔也越来越少见,但是中华文化传下来的笔记的精神和不苟的态度,依然值得在任何时代予以高扬。


古代学术笔记的传统



古代学术笔记是我国传统学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形式,汇集了前人宝贵的治学成果和经验,张之洞称之为“读一切经史子集之羽翼”。记录和撰写学术笔记也是古代学人读书为学,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注重积累治学学风的体现。学术笔记的写作还是一种重要的治学方法,胡适在《藏晖室札记·自序》中写道:“这种工作是求知识学问的一种帮助,也是思想的一种帮助。”古人撰写学术笔记的传统,直至今天仍有独特的价值和启示,值得我们借鉴。


“笔记”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北朝时期,其含义有二,一是指执笔记录;一是指与韵文相对应的散文文体。“笔记”被目为一个门类,在目录学著作中,一般被归入“小说”“杂家”和“杂史”类。中国古代以“笔记”作为书名,始于宋人宋祁的《笔记》。笔记不拘体裁、内容,形式灵活多样,有着“随笔记录”的性质。


尽管“笔记”之名出现较晚,但“笔记”的源头却可以追溯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史官传统。“大事书之于册,小事简犊而已”之说实已开笔记之先河。先秦诸子散文中许多征引神话传说、轶事传闻来阐明政治主张的论辩素材,也是笔记的源头。我们熟知的《论语》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也有“笔记”之意。据《汉书·艺文志》载,《论语》为孔门弟子汇集各人所记孔子言行整理编辑而成。章太炎说:“《论语》为师弟问答,乃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斯曰《论语》……亦犹古言方策,汉言尺牍,今言札记矣。”


中国历代笔记浩如烟海,体系非常庞杂。近人刘叶秋先生撰有《历代笔记概述》,将笔记分为小说故事、历史琐闻和考据、辩证三类。前一种近似于古人所称的“说部”“小说”。而历史琐闻类笔记,也有人视为历史笔记,有着补正史之缺的重要史料价值。“考据、辩证类”则是比较狭义一些的学术笔记,以随笔或札记等形式记录作者的学术见解和思想观点,有“札记”“日记”“杂记”“杂志”“随笔”“笔谈”“笔丛”“纪闻”“述闻”“读书记”等多样的命名。


中国古代学术笔记源远流长,两汉经注、章句训诂实已开学术笔记之先路。大体而言,在中国古代笔记史的发展过程中,魏晋南北朝以大量的志怪笔记为特色,唐代笔记以历史补逸、轶事、琐闻为大端。考辨类笔记从杂史琐记中真正分化出来,是到了宋代的时候。


学术笔记随着宋代考据与辨证之学的发展而兴起,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洪迈的《容斋随笔》、沈括的《梦溪笔谈》是古代学术笔记中举足轻重的作品,其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出入百家,考辨色彩浓厚。学术笔记在元代得以继承,刘埙《隐居通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分别为元代初年和末年学术笔记的代表作,记叙、考证、议论兼具。明代虽有学风空疏之讥,但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杨慎《丹铅录》、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谢肇淛《五杂俎》等尚为可观。


清代学术笔记蔚为大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论及清代学术说:“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之。”并且开列出顾炎武《日知录》、阎若璩《潜邱札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臧琳《经义杂记》、王鸣盛《蛾术编》、赵翼《陔余丛考》、陈澧《东塾读书记》等“最可观者”十余种。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清代的学术笔记有500多种。清代学术笔记的一大特点是专门化,在经学、史学、诸子学方面都产生了一批传世之作。学术笔记已经成为清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顾炎武的《日知录》、阎若璩的《潜邱札记》便开清代朴学之风。立足不同时期的清代学术笔记,我们能够一窥清代学术的演进路途。


古人学术笔记的撰写,每每积年累月,坚持不懈,有的是从学术日记、读书日记发展而来的,非一时之作。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为学术考证笔记,其中“华阳博议”是他十五岁时撰写,而“玉壶遐览”与“双树幻抄”成文时,他已五十一岁,《四库全书总目》称:“此其生平考据杂说也。”顾炎武《日知录》荟萃其毕生心力,他在《与友人论门人书》中说:“所著日知录三十余种,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王鸣盛将他的学术笔记命名为“蛾术编”,“自志其续学之勤”,形容自己的学术研究如蚂蚁衔土,积渐成大,这部学术笔记是他30年心血结晶。陈澧《东塾读书记》蕴含其一生的学术精华,论议精辟剀切,为世所重。他说:“著成此书,生平志业亦粗毕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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